据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在《日耳曼尼亚志》中的记载，古代日耳曼人传述历史的唯一方式便是歌谣，在其古老的歌谣中，出生于大地的神祇贵士妥和他的儿子曼奴斯被奉为日耳曼人的祖先。

    日耳曼人的居民因气候和土壤的原因，极能忍受寒冷与饥饿；他们有着极为矛盾的性格：既贪于安逸，又不耐于宁静；他们常以畜群的多少相夸耀，这是他们所钟爱的唯一财富。

    日耳曼人勇猛善战，如果在战争中丢掉自己的盾，将是一件奇耻大辱的罪行。根据日耳曼人的习惯法，犯了上述罪行的人不许参加宗教仪式，也不能出席民众大会。许多在战争中苟全性命之人，都以绞首来结束其不名誉的生命。“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取的东西，如果以流汗的方式得之，未免太文弱无能了”，这是在日耳曼人中普遍流传的古老观念与信仰。

    在日耳曼人的部落中，通常按照出身推举国王，但国王的权力并不是无限的；他们以勇力为标准选拔将军，而将军却是通过以身作则的表率而非命令来统率士兵的；祭司则执掌诸如死刑、囚禁、鞭笞等刑罚。日耳曼人的军队是按照家庭和血缘关系来编制的，故而能有效地鼓舞与激发士兵的勇气。

    相较于其他古代民族而言，在日耳曼人中，妇女的地位较高，似乎她们身上有“一种神秘的和能够预知未来的力量”，男人从不轻视妇女，并且经常与她们商量事务，尊重她们的意见。

    日耳曼人信奉各种神祇，并且非常重视卜筮。根据占卜事项的种类不同，主持占卜活动的人也不一样：如果属公事，则由祭司主持；如果是私事，则由家父主持。具体的占卜方式包括：将标以不同符号的核桃树枝散布于白布之上，然后抽签占解；根据鸟的鸣声与飞翔来占卜；聆听白马的嘶鸣和鼻息之声；在战争之前，由本族勇士与敌族俘虏进行决斗，以预测战争的结果。

    在日耳曼人中，小事由酋帅们商议，大事则由全部落议决。举行会议的日期是固定的，通常在新月或满月之日。祭司负责维持会议秩序，由国王或酋帅中推选出来之人发表演讲，人们用叹息之声或舞动长矛表示反对或赞同。在上述会议中，也会提出控诉或审判死刑。刑罚的方式取决于罪行的性质。例如，叛逆犯和逃亡犯将被吊死在树上；怯敌者、厌战者和犯极丑恶之秽行者，则被塞入树枝编成的囚笼而沉入泥潭。他们认为，这种分别处罚的原因在于，表明对犯罪的行为应当明正典刑、悬尸示人，而对可耻的丑行则应当秘而不宣。此外，对轻罪也规定了多种刑罚：被判有罪者，应出若干匹马牛作为罚金；罚金的一半归国王或国家所有，另一半则归受害人或其亲属所有。除了在上述会议中进行审判外，还会在会议上选举一些长官，巡回至各部落或村庄审理诉讼案件。

    日耳曼人的婚姻制度是非常严密的。在日耳曼人中，成年男子通常满足于娶一个妻子；虽然也有极少的例外，但并非出于情欲，而是因出身高贵而招来许多求婚者。如果妻子与人通奸，丈夫就将她的头发剃光，剥去衣服，当着她的亲戚之面将其逐出家门，一面笞打一面穿行于全村。此外，节育与杀婴均被视为丑行。因而，日耳曼人保持着“优良的风俗习惯，其效力远胜于别的地方的优良的法律”。

    对于家父和亲族的宿仇和旧好，子女、族人均有继承义务。宿仇可以通过和解方式予以化解，甚至仇杀也可以用若干头牛羊来予以赎偿，这不仅可以使仇家全族感到满足，而且对于整个部落也更为有利，因为在自由人中，冤仇不解是异常危险的事情。

    日耳曼人慷慨好客，并且尤喜宴饮。然而，这并非嗜酒或贪杯的表现，因为冤仇的和解、婚姻的缔结、酋帅的推举，甚至是和战的决策，均是在宴饮中通过协商予以解决的。

    在古代日耳曼人中，也存在着奴隶这一阶层。自由人杀死奴隶，可以不受处罚；与马、房屋等遗产一样，奴隶作为财产之一可以由子女继承。在其继承制度中，尤为值得注意的是，马不一定由长子继承，而是由诸子中勇敢善战之人来继承的。

    相对于此前盛极一时的古代罗马法而言，古代日耳曼人的法律过于粗糙，并且大多为部落习惯之体现，尽管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，日耳曼人将其习惯法汇集为成文法之形式，但因其粗疏、不成体系且缺乏精致的法律概念与规则，故史学家称这一时期日耳曼人的法律为“蛮族法典”。然而，这并未影响日耳曼法成为西方法律传统的历史渊源之一。